贵州作家肖荣丽散文最温暖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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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作家·黔山文苑

最温暖的一句话

我曾经非常尊敬医生，并笃信医嘱，医院，保住了自己以及亲人的小命。比如某年急性阑尾穿孔，医院果断给我切了那可以要命的玩艺儿。再比如怀胎生子，因为宫口开度不够无法自然生产，医院果断切腹，给了我一个健康的女儿。但是，四十年来除了这真刀真枪的外科治疗显得比较庄严以外，经历过的医生以及其它治疗过程，想起来叫人既害怕又哭笑不得。

幼年时期，我生活在四川攀枝花市，那个地方一年四季热得要命，攀枝花也并不开在我所生活的那个小小半径内，记忆里，好像不太有这种花在眼里绽放过，倒是一年四季白不呲咧毒辣辣的太阳，以及在亚热带开得极其畅快的月季花，占据了记忆的全部。那些年，我好像旷日持久的都在被“打针”——病弱的我，穿着鲜艳的塑料凉鞋，在白辣辣的太阳底下，穿过一处又香又美的月季花夹道，手里捏着一张“针票”，一路踢着小石子，医院，去完成每天必须的“打针”任务。我小时候爱生病，现在回忆起来其实就是扁桃体发炎，偶有发烧，流鼻涕和咳嗽，隔不了两个月这种病症就造访一回。我爸一见我有此动静，立马领着我到我们医院，医生每次都是先给做皮试，每次皮试结果都是青毒素过敏，然后，医生就毫无表情地开张针票，打的几乎都是一种叫“鱼腥草”的药剂。大概这种药效比较弱，所以每次都先开七针，每天一针，打完一次，医院就在相应栏内划个勾。

七针打完如果不好，就再开五针。我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熬过了童年时光。

我们家有三姐妹，我是老三。父亲一个人工作，生活拮据，每天好像没什么快乐可言。大姐二姐最大的快乐就是用手拍我的屁股玩。因为我经常打针，屁股两边鼓起的包似乎没有散过，硬梆梆的，有人稍稍碰一下就痛得要命。她们经常趁我不注意，拍一下我的屁股，转身就跑，留我在那儿痛得龇牙咧嘴甚至嚎啕大哭，她们则躲在一边偷偷坏笑。父亲有时会吼她们两句，有时也跟着笑。屁股两边的大包不仅疼，而且也表示它们再也不能接受药剂了，可是护士只看“针票”里的勾勾划完没有。一次，当我坐上那个盘面可以旋转且白漆已经掉得斑斑驳驳的打针椅上，面无表情的护士对准我屁股上的包一针扎下去，我忍不住痛从转椅上跌落地下，针头断了，一截在肉里，一截在护士手上。护士慌了，立即扶起我，把断针拔出来，用绵签温柔地揉着那个流血的大包，关切地问了我半天，使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那以后，我就再没有接受过那样的“针票”，不知是父亲被吓住了的缘故，还是我慢慢长大不再经常生病，总之我不再被打针了。

幼年时期这段打针记忆虽然不可忘怀，但对我却不曾埋下深刻憎恨。上世纪80年代初嘛，缺医少药，药效不好多用点，无可厚非。医院就医，也不花什么钱，护士无非是负责把每一针打完，即使发生了“断针”事故，我也没有感到惊恐万状，毕竟还是孩子。可二十多年后，在我做了母亲的过程中，面对女儿的种种“被治疗”以及“谨遵医嘱”，我对这个职业打上了一连串问号。

怀女儿那年，我23岁，是个年轻妈妈。受孕20多天，我就用试纸检测到了“两道杠”，第一次嘛，即兴奋又紧张，医院确诊。一去医生就让做B超，结果，未见孕囊。医生以“疑似宫外孕”的诊断紧急收我住院，接下来几天，接连做了三次B超，还做了个穿刺，直到35天左右，才在宫内看到我的孕囊，尤其让我喜出望外的是，确诊为正常怀孕。这时，医生不是对她们之前的误诊给我道歉或安慰，而是建议我：你做了好几次B超，还做了穿刺，孩子会受影响，最好打掉，养好身子再要（怀孕）。这是我头次怀胎，人们都说第一胎孩子质量最高，怎么可以轻易打掉？我顾不得追问医生，为什么在明明知道孕期不足无法照见孕囊的时期反复让我做那些伤害胚胎的检查，是因为可以一次次收取B超检查费吗？是人工流产还可以收取手术费吗？一个普通孕妇，哪里敢质问他们呢？只能严肃地思考孩子到底要不要。

我想，我和孩子的缘分不能就这样断了。我最后的决定是：生下孩子。

女儿生下来很健康，她是个小英雄，尚未面世就经受住了生死考验。可半岁后，新的考验接二连三到来。可能是遗传了我的体质，女儿在6岁前特别爱生病，扁桃体经常发炎，并引起发烧、咳嗽等症状。第一次发烧时，我们急得不得了，立即带孩子医院治疗。医院那个场面真叫壮观啊，来自四面八方的孩子哭成一片，输液大厅里密密麻麻全是吊瓶，大大小小的孩子，手背上、脚板上、刮光的脑门上扎着吊瓶针头。女儿不到一岁，小手被扎了三次才找到静脉，她嗷嗷地哭，我眼泪直淌。输液后，很快就退烧了，我想这应该是给女儿退烧的最好治疗方法吧。

女儿越来越容易生病，几乎每到月底，发烧就来一回，我们不高的工资，总是小心翼翼地等着交给那医院。医院好啊，孩子只要去那里就能迅速治好，医院就不行。大家都这么说。

然而终于有一次，这个“神殿”让我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那时女儿三岁，在一次感冒中，扁桃体肿大到几近封喉的地步，呼吸声音明显异常。医院后，医生立即要求作为急诊病员住院，并明确告知必须“摘除扁桃体”。我一下子懵了，脑海里马上浮现出孩子被推进手术室，小小的身体被全身麻醉，冰冷的器械进入她的喉部，鲜血淋淋中我所给予她的器官之一要被切除，接下来长时间小心养伤，今后病毒可以绕过这道门槛直侵体内……不能！我虽然年轻，但不糊涂，抱着孩医院，我要确认是否非摘不可。然而，省医出的是同样的诊断结果，我还是不相信，又抱着孩子奔赴名声医院，让我感到无望的是：摘除女儿扁桃体。

医院的相同诊断，我几近绝望。记得那是十一月，天气已经冷了，孩子依偎在我怀里，裹着小棉被，呼吸急促。医院门口，鼻尖烫乎乎的，有清鼻涕淌下来，或许还混合着眼泪。真要让女儿切掉扁桃体吗？我要再想想。绝望中我拿起电话，向一个同事求助，他丈医院的护士长，我平医院，这会儿只是想找个熟人问问，看还有什么办法。就算是病急乱投医吧，我要再试试。

我根据同事医院，垂头丧气地把孩子交给护士长。这个面色红润的女人仔细检查了孩子的喉部后，轻声告诉我：别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扁桃体肿大很常见，你这个孩子的病情稍微严重一些，但是不用切除，先消炎一个星期，今后小心照顾，再长大一点就没问题了。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温暖的一句话。

医院里，我踏踏实实地守护着女儿，看她一天天好转，回想之前每一次遭遇的硬梆梆的同样话语，心里五味杂陈……

终于，孩子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危机，最后，安然无医院。

我的“怀疑”让女儿免遭了手术之苦和给她身体带来的后遗症，可是，如我这般“一意孤行”的母亲又有几个呢？偌大的国家，医院和大医生？

肖荣丽：贵州盘州人，现居贵阳。系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山花》《中国有色金属报》《中国铝业报》《中华建筑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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